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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

  如采狭义的说法,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“新生事物”;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。相反地,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,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。如宋初李昉等所编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三至一九六,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“豪侠”类,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。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,当不为过。
惟这类“豪侠”传奇也有两个公婆:一是汉初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游侠、刺客列传;二是魏晋、六朝间盛行的“杂记体”神异、志怪小说。
──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〈铁樵小说汇稿序〉中所称:“太史公序游侠,则进处士而退奸雄,是亦稗官之遗意也。”稗官乃指小说者流;然就侠、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,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,亦可谓最早的“豪侠传记文学”,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、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。
──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《少室山房笔丛(卅六)》所云:“变异之谈,盛于六朝,然多是传录舛讹,未必尽幻设语;至唐人乃作意好奇,假小说以寄笔端。”而周树人着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更进一步点明:“传奇者流,源盖出于志怪;然施之以藻绘,扩其波澜,故所成就乃特异。”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〈古镜记〉及〈补江总白猿传〉(不着撰人),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,开唐人传奇中“神怪”类小说之先河。
这一实(前者写实)、一虚(后者虚构)相生互激的结果,乃导致晚唐所出的“豪侠”类传奇,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;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,固不待言。
唐人“豪侠”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
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,范烟桥着《中国小说史》曾约略言之:“在此时代,婚姻不良,为人生痛苦的思想,渐起呻吟;而藩镇跋扈,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;故写恋爱、豪侠之小说,产生甚富。”
此固为持平之论;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,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;藩镇各霸一方,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,时有所闻,史不绝书。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“反映社会现实”的催化剂。
复次,当时权贵为求自保,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。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五,记李林甫:“自以多结怨,常虞刺客。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,金吾静街;前驱在数百步外,公卿走避。居则重关复壁 如防大敌;一夕屡移床,虽家人莫知其处。”故侠、刺者流要想得手,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。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,凡涉武事,便千奇百怪;神通幻变,不一而足。像《史记 刺客列传》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,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。
唐人“豪侠”传奇包含四种类型
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,无论其流派风格、品类优劣如何,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“用武行侠”的主题;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,浑如一体,是手段也是目的,尤侧重武技描写。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,却不尽然“用武行侠”;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,旨趣各异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:
(一)用武行侠类──如袁郊〈红线〉、〈懒残〉、裴铏〈昆仑奴〉、〈韦自东〉、皇甫氏〈义侠〉、〈车中女子〉、康骈〈田膨郎〉等;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。
(二)有武无侠类──如裴铏〈聂隐娘〉、沉亚之〈冯燕传〉、段成式〈僧侠〉、〈京西店老人〉、〈兰陵老人〉、皇甫氏〈嘉兴绳技〉、〈张仲殷〉、康骈〈潘将军〉、〈麻衣张盖人〉等;或卖弄武技,故神其说,或滥杀无辜,草菅人命,均未见行侠事迹。
(三)有侠无武类──如杜光庭〈虬髯客传〉、蒋防〈霍小玉传〉、许尧佐〈柳氏传〉、薛调〈无双传〉、柳埕〈上清传〉、牛肃〈吴保安〉、皇甫枚〈李龟寿〉、李亢〈侯彝〉、冯翊〈张佑〉等;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,而不以武技取胜。
(四)衔冤复仇类──如李公佐〈谢小娥传〉、皇甫氏〈崔慎思〉、薛用弱〈贾人妻〉等,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。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,然究非侠义;余则“杀子绝念,断其所爱”,全无人性可言!其冷酷无情,虽禽兽、盗贼亦不能过。
荀悦《汉纪》卷十有云:“游侠之本,生于武毅不挠;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见危授命,以救时难而济同类;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,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。”这也就是说,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,即是盗贼而非游侠,两者不可相混。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(或泛称侠义小说)故事旨趣可知,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、义士行径者,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;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,也昂然混迹其内。如《太平广记》所列“豪侠”类目,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,可概其余。
但就广义“武”、“侠”的范围而言,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、义士、异人、盗贼、杀手、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、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,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,共冶于一炉。
我们试看“用武行侠”类的唐人传奇内容,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:
一、行侠仗义必以“武”;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,可以止戈(如〈红线〉),可以救人(如〈昆仑奴〉、〈车中女子〉),可以摘奸发伏(如〈义侠〉、〈田膨郎〉),可以为民除害(如〈懒残〉、〈韦自东〉)──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,二者不再孤立存在。
二、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;而所述佛、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,均非世俗所能想象(如〈红线〉、〈懒残〉)──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,胎息在此。
三、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;这在以“剑仙”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,尤为显着,而实以裴铏〈韦自东〉为滥殇。盖古传采药炼丹(或修练神功)易遭魔扰,必须借助高人护法,方可成事;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,如驻颜、长生、增强功力等等──凡此,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,更进而发扬光大。
当然,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“侠之大者”,自推袁郊所撰〈红线〉;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,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。传中说她“夜漏三时,往返七百里;入危邦,经五六城”;而归来时仿佛“晓角吟风,一叶坠露”,洵可谓神乎其技;然却一无杀伤,十足体现仁侠精神。结果正如所云:“两地保其城池,万人全其性命;使乱臣知惧,烈士安谋!”故此“红线盗盒”千古传诵,令人赞叹不已。
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
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“武侠”的典型之后,经五代至宋,却并无任何发展,反而有衰落之势。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,除王定保所撰〈胡证〉、〈宣慈寺门子〉及孙光宪所撰〈荆十三娘〉等篇,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;余如吴淑《江淮异人录》二卷所收〈李胜〉、〈聂师道〉、〈张训妻〉、〈洪州书生〉与洪迈《夷坚志》所收〈花月新闻〉、〈解洵娶妇〉、〈郭伦观灯〉、〈侠妇人〉、〈八段锦〉诸篇,或有武无侠,或有侠不武,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;惟〈郭伦观灯〉用武行侠,彰明较着。
其次,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《剑侠传》四卷,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,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,率由旧章。故周树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慨谓:“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,既平实而乏文彩;其传奇,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。拟古且远不逮,更无独创之可言矣。”
然而自宋以降,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,明、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。如《剑侠传》之继起者有乔吉《续剑侠传》、徐广《三侠传》、邹之麟《女侠传》等;从此,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,亦风行一时。
此外,明人武侠传奇之文情较可观者尚有李昌祺〈青城舞剑录〉、宋濂〈秦士录〉、宋懋澄〈刘东山〉、徐士俊〈汪十四传〉及乐宫谱〈毛生〉等篇。至于清人武侠传奇则今存本甚伙,撮其要者如蒲松龄的〈侠女〉、〈武技〉、〈红玉〉(收入《聊斋志异》);王士祯的〈剑侠〉、〈女侠〉(收入《池北偶谈》);袁枚的〈三姑娘〉、〈好冷风〉(收入《新齐谐》);毛祥麟的〈南海生〉、〈褚复生〉(收入《墨余录》)以及李渔〈秦淮健儿传〉、钮琇〈云娘〉、乐钧〈葛衣人〉、许仲元〈陶先生〉、沉起凤〈恶饯〉等篇,但亦不脱唐人传奇之流风遗韵。
复次,在《清朝野史大观》的述异、遗闻、轶事中,亦多武侠传奇;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侠、大刀王五、霍元甲等人物事迹,悉在其内。值得注意的是,自从宋初洪迈撰《八段锦》首揭气功名称及师承来历以后,有明一代竟无赓续者;而入清季却逐渐蔚为风气。如蒲松龄〈武技〉、〈铁布衫法〉之少林派;许仲元〈陶先生〉之内、外家;沉起凤〈恶饯〉之内、外功;采蘅子〈武技三则〉之软、硬功;毛祥麟〈褚复生〉之神功;以及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藉峨眉僧故事而评述内家正宗拳法源流、传承等等。凡此,均与宋、明文人祖述唐人传奇之剑侠神技大异其趣。迨及清末林纾撰《技击余闻》一书,可谓文言武侠小说压卷之作;嗣后此类作品寥若晨星,终致绝迹人间。白话武侠始自“说公案”
一言以蔽之,武侠文学自唐代发微,入宋后分为两支发展:一为“传奇体”,即文言小说,已如上述;一为“话本”,即白话小说,则与后世武侠小说关系尤大。此因唐宋传奇多出于文人学士之手,皆为古典文言,笔墨简洁,未能雅俗共赏;而“话本”实系宋以前市井中“说话人”(以说书为专业者)的故事本子──初受佛经讲唱“变文”之影响,再经宋人以民间俚语着书──因其文字浅显易懂,故又称为“平话”。
按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吴自牧《梦粱录》、灌园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都有提及当时汴京“说话”伎艺之盛。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说为三类:“一者银字儿,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;说公案,皆是搏拳、提刀、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;说铁骑儿,谓士马金鼓之事。”与吴自牧说法略同。至“话本”小说大典,引吭发变征之声;音虽稍下,却甚通俗,妇孺俱解,遂广为流传。如〈杨温拦路虎传〉、〈杨谦之客舫遇侠僧〉、〈汪信之一死救全家〉、〈万秀娘仇报山亭儿〉、〈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〉等,皆属于“说公案”一类白话小说,而饶有武侠之意味。特以〈杨温拦路虎传〉描写杨温与李贵对打,逐招交代,并采用内行术语,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遭。
《水浒传》划时代之贡献
然终宋之世,毕竟没有真正章回体的“平话”武侠小说出现;这要等到元、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《水浒传》相继问世,方始树立白话武侠典型。姑不论其作者属谁,此书兼具“银字儿”、“说公案”、“说铁骑儿”三种小说性质;再加上“讲史”,一炉共冶,九转丹成,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。
大体说来,《水浒传》对于后世武侠小说的深远影响可得有五:
一、以章回体、白话文为其外在形式;古典文言退而为点缀之用。
二、以“乱自上生”、“替天行道”为其内在思想题旨;主持社会正义,为民请命。
三、表彰先秦游侠精神而不惜以武犯禁。
四、其穿针引线笔法及复式结构为后世所宗,长垂典范。
五、江湖豪杰群相结义、统一取绰号由此始。
但不可讳言的是,虽然明儒李卓吾评点《忠义水浒传》序称此书为“发愤之作 欲不谓之忠义,不可也”;但如武松血溅鸳鸯楼,见人就砍,却也开了无边恶例──欲谓之“武侠”,不可也!因为真侠义决不能滥杀无辜,否则又与盗贼何异!?世以《水浒传》为“诲盗”之代表作,或有人不能茍同;惟自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,诚可谓不诬。
于此同时,罗贯中《三遂平妖传》上承唐人传奇〈聂隐娘〉余绪,亦发为剑侠长篇章回小说之嚆矢;初成四卷二十回,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十八卷四十回。其故事玄奇,有飞剑跳丸、降妖伏怪、斗法斗智等情节。此书与稍晚出现的《西游记》、《西游补》、《四游记》、《飞剑记》、《禅真逸史》及《封神演义》等“神魔小说”(借周树人语),对民初糅合豪侠、剑侠内容的武侠小说如《江湖奇侠传》、《蜀山剑侠传》等钜制,影响极大。是故《水浒传》与《三遂平妖传》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,均居于枢纽地位,而确有奇峰并插、锦屏对峙之妙。
相形之下,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中所收明人白话武侠短篇,如〈赵太祖千里送京娘〉、〈李汧公穷邸遇侠客〉、〈刘东山夸技顺城门/十八兄奇踪村酒肆〉、〈程元玉店肆代偿钱/十一娘云岗纵谭侠〉、〈神偷寄兴一枝梅/侠盗惯行三昧戏〉等小说,又未免小巫见大巫了。
清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
降至清季,武侠分由三途发展:
(一)神魔小说而有武侠精神者──以《济公传》与《绿野仙踪》为代表。康熙年间先有王梦吉〈济公全传〉三十六则故事;继有无名氏〈济公传〉十二卷,今传二八○回本。该书以济颠和尚游戏风尘、渡世救人为主干,穿插剑客、侠士锄强扶弱英雄事迹及正邪斗法、捉妖降魔等情节;文字白描,生动有趣,为后世武侠小说演叙风尘异人重要渊源之一。
干隆时有李百川《绿野仙踪》,凡一百回,笔墨奇恣雄放,亦庄亦谐;写剑侠求仙、除魔卫道、官场黑暗、人情世故均能曲中筋节;尤擅以四六文写景,引人入胜,堪称“说部中极大山水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此书叙冷于冰连收猿不邪等六弟子行侠江湖事,殆得近代武侠小说“大开山门”风气之先。
(二)儿女侠情小说──以《好逑传》、《绿牡丹全传》及《儿女英雄传》为代表。先是明清之际,名教中人(?)编《好逑传》,又名《侠义风月传》,凡十八回;写才子铁中玉之武勇、佳人水冰心之坚毅,打破历来才子佳人男皆文弱、女皆懦怯之庸俗窠臼,而以侠骨柔情贯穿全篇。至于康熙时夏敬渠所作《野叟曝言》则介于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之间,亦饶有武侠趣味;惟其封建思想浓厚,评价不高。
清中叶无名氏撰《绿牡丹全传》,又名《四望亭全传》,亦称《龙潭鲍骆奇书》,凡六十四回;以骆宏勋、花碧莲之情缘为主线,赞颂侠客见义勇为、为民除害精神,而反复申述“江湖有义终非盗”之旨。书中骆、花二人皆为英雄儿女,精通武艺;这便将侠情小说的视野更为扩展,成就男女英侠以情结合之“宏碧缘”矣。
稍后,又有文康《儿女英雄传》产生。此书初名《金玉缘》,别名《正法眼藏五十三参》;原本五十三回,今存四十回本。写侠女“十三妹”何玉凤为报父仇,行走江湖,路见不平,搭救安骥及张金凤故事;后戏曲则取十三妹之弹弓绝技(武)配以安公子之书砚(文)而改编为《弓砚缘》、《能仁寺》,流传至今。
持平而论,《儿女英雄传》结构绵密,运用口语生动传神,对书中人、时、地的描写亦颇写实。一九三○年代后期王度庐系列武侠作品便深受其影响,更别创“悲剧侠情”一派。
(三)侠义公案小说──以《七侠五义》、《施公案奇闻》及其续书为代表。早在明代时即有杂记体《包公案》(亦名《龙图公案》)十卷传世;清道光年间名说书人石玉昆之唱本《龙图耳录》一百二十回则从此出。光绪初年无名氏据此润饰而改名《忠烈侠义传》,旋又易名《三侠五义》;叙南侠、北侠、双侠及陷空岛五鼠行侠仗义事,豪情壮采,笔意酣恣。经学大师俞曲园为之倾倒,乃以“三侠”其数为四,加小侠艾虎、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沉仲元,恰成七侠;因而再新编为《七侠五义》,作序盛赞;并“援据史传,订正俗说”,改易第一回文字,遂得广为流传。《七侠五义》之正反面影响
《七侠五义》初写江湖豪侠除暴安良、快意恩仇,不免“侠以武犯禁”;后则甘为包公(代表官府)所用,竟变成了“侠以武执法”。此所以周树人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指其“为市井细民写心,仍似较有《水浒》余韵;然亦仅其外貌,而非精神”矣。复又有《小五义》、《续小五义》问世,皆谓石玉昆原稿,但水平殊不一致;或因加工者良莠不齐,也未可知。
总之,《七侠五义》及其续书有关武功技击(如点穴、暗器、剑诀、刀法、轻功提纵术等)、江湖勾当(如闷香、百宝囊、千里火、夜行衣靠、人皮面具等)以及机关埋伏(如八卦连环堡)种种名目之演述,均对民初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;惟后者恒以“朝廷鹰犬”为卑为劣,则系公案小说杂出而流于滥恶后所生之反动心理也。
道光年间有无名氏《施公案奇闻》,一名《百断奇观》,凡九十七回;叙施仕纶为宦时,镖客黄天霸等侠义英雄助官府扫荡绿林事。继有《彭公案》一百回,改以彭朋为主,扬其余烈。虽此二书文情不佳,但均一续再续,遂成漫漶之局。
此外,又另有《刘公案》、《李公案》以及《永庆升平》前后传、《圣朝鼎盛万年青》、《英雄八大义》、《英雄小八义》、《七剑十八义》等等,不可胜数。
从《世无匹》到《热血痕》
回顾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过程,不能不特别提到雍干年间刊行的一部冷门作品《世无匹》──论者有谓此书堪称是“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人情世态题材中脱胎出来的侠义小说”;“是从‘三言’中的侠义题材短篇小说向着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过渡发展中间的一座重要桥梁。”
《世无匹》作者不详,惟署《古吴娥川主人》编次,分为四卷十六回;叙述壮士干白虹以其“举世无匹”的侠肝义胆济弱扶倾、替天行道,却反被人恩将仇报、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此书不谈神怪、不谈风月,完全扣住干白虹一生曲折动人的奇节伟行而作细部描写(包括思想动机);将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下侠客所能发挥的济世作用与生命价值表露无遗。在此之前,中国侠义小说不曾有过这样深入浅出的创作;在此之后,《七侠五义》一类公案小说凡写独行侠者,实多取法于《世无匹》。
惟自《七侠五义》以降,公案小说之命意所在,莫非忠于朝廷、效力官府;凡此,恰恰与“替天行道”的古游侠精神相反!这自是满清怀柔政策成功,而汉人民族意识衰落──“心悦诚服,乐为臣仆”之表征。然由公案小说改编成的皮黄戏剧竟多达数十出,则其鼓吹武侠、普及大众之功,亦不容抹杀,卒能风靡一时。
清末侠义公案小说除有各种续书而蔚为大观之外,别开生面的公案讲史类尚有李亮丞《热血痕》(一九○七年);儿女侠情类有赵苕狂《剑胆琴心录》(一九○八年)、邵振华《侠义佳人》(一九○九年);剑仙传奇类有唐芸洲编《七剑十三侠》(一九○八年)、《仙侠五花剑》(一九一○年)等。其中,李亮丞《热血痕》一书,凡四十回,讲国仇家恨,寓意深远。正文前有〈满江红〉词,抒其怀抱:
闲煞英雄,销不尽填胸块垒;徒惆怅,横流无楫,磨刀有水。侧注鹰瞵横
太甚,沉酣狮睡呼难起。叹鲁阳,返日苦无戈,空切齿!
局中人,都如此,天下事,长已矣。且抽毫摅臆,撰成野史;热血淋漓三
斛墨,穷愁折迭千层纸。愿吾曹,一读一悲歌,思国耻!
该书演吴、越相争事,以英雄儿女陈音、卫倩仗义行侠,襄助勾践复国为主线,广结剑客、奇才,共同效力。自浅一层看,此书旨趣已较寻常侠义公案小说“终必为一大僚隶卒”(鲁迅语)之公门高级捕快精神高明得多;而自深一层看,则此书借古讽今,“要使不断受外人欺侮的中国,能以雪耻自立。”故阿英《晚清小说史》指出:“晚清的政治社会,在这一部公案里是透露了不少情况。”加以作者文笔洗炼,跌宕有致,洵可谓清代侠义公案小说“拨乱反正”压卷之作。 (编辑:moyuzhai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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